红四方面军中恶名昭著的何畏，至今去向成谜
在土地革命期间，红四方面军是中国共产党的一支重要力量，具有鲜明的作战风格，出产了像许世友、陈再道、程世才和王近山等众多勇将，这些将领因其勇敢和战斗力而闻名。不过，出于军队风格的原因，严厉的作风也常伴随着对细节的不够重视。在四方面军的管理体制中，老张是个喜欢强硬手段的领导，这导致军队自上而下的管理风格往往显得简单粗暴，部下遭到打骂的事件时有发生。
例如，有一次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给参谋长倪志亮打电话，语气十分严厉。由于通话质量差，倪志亮听不清对方身份，便随口骂了几句。结果，陈昌浩挂掉电话后，带着警卫员直奔倪志亮驻地，用马鞭惩打了他，直到最后老张出来调解。尽管倪志亮在这里承受委屈，但他自身也是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曾用枪对别人进行教训，吓得对方终生难忘。红四方面军的高层领导多为如此，即便是谦和的徐向前也无法改变这一整体局面。尽管有的猛将会因为事情而给予当场教训，但他们通常不会长久纠缠不放，一旦下属表现出色，依然会得到表扬。
在这个群体中，却有一个人孤树一帜，名声极差，喜好打骂，并推卸责任，引起上下级的广泛不满。许多开国将军在回忆录中对他持有贬损态度，甚至至今他的结局仍是个谜。这位名叫何畏，出生于广西龙州。他年轻时随父亲流亡至马来西亚，并且参与过当地的共产党活动。因其活动过于活跃，受到当地当局驱逐，才回到祖国。
虽然后来行为粗暴，但何畏实际上是一位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。回到国内后，他进入厦门大学学习，毕业后被组织派往香港参与工人运动。1926年，他考入黄埔军校第五期，接受正规军事培训。大革命失败后，他参与了广州起义和百色起义，并短暂跟随红七军在中央苏区作战。后来，红七军并入红三军团，他被任命为西河红色独立营的营长，这个任命改变了他的命运。由于地方武装难以支持，他回到上海，1932年10月被派往红四方面军，开启了新一轮的征战生活。
作为红四方面军的领导人，老张以外部调任的方式上任，因此像何畏这样经历相似的干部迅速得到重用。进入1933年，红四方面军进行扩编，何畏被任命为红9军军长，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地位。红四方面军当时仅有四个军，何畏能够与王宏坤、余天云和王树声同列，足以看出他的重要性。
然而在担任军长的职务期间，何畏与许多人产生了冲突。他身为广西人，而红四方面军则以鄂豫皖干部为主，因而在语言沟通上常常出现障碍，何畏因而怀疑周围同事对他的排斥。每当有他无法理解的情况发生时，何畏便易怒，对他人大发雷霆，甚至动手。例如，像许世友、王新亭等人都曾遭到他的训斥。而周希汉在担任红9军作战科长时也承受了许多何畏的怒火，给周希汉带来了许多困扰。为了减少这种摩擦，周希汉特意研究了何畏的发言规律，逐渐能听懂何畏的意思，然而这并未改变何畏的蛮横。
在一次敌人袭击中，何畏毫不留情地对周希汉发火，甚至在追问中拿出手枪朝着周希汉开了五枪，虽然未打中人，但其恶劣性质让众人不安。事后，何畏甚至强迫周希汉认错，并因此惩罚了他。对周希汉而言，何畏的行为简直匪夷所思，至今仍心存不满。
此外，何畏与同级的王宏坤、余天云等人也难以和睦相处。一次红4军和红9军的合作失败，何畏将责任推给王宏坤，导致王宏坤在电话中对他进行激烈的反驳。在场的何畏虽无力反击，却默默报复，找借口对部下进行惩罚。最终双方关系恶化，王宏坤的部队因何畏事件受到牵连。余天云原为何畏的下属，但两人性格相似，脾气火爆，频繁发生冲突，导致关系反而更加紧张。在红军大学的合作中，更是爆发了无数争吵，可见何畏在军中名声之坏。